洪武二十三年，金陵城被一股肃杀之气笼罩。
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这位大明王朝的开国丞相、位列群臣之首的韩国公，被押入诏狱。
铁链声打破了昔日荣光的幻影。
他颤抖着手，从贴身之处摸出了那块沉甸甸的，由天子亲赐的免死铁券。
券上金光闪烁，是他一生功业的最高证明。
他以为，这便是家族七十多口性命的最后屏障。
然而，当铁券呈上御案，朱元璋冰冷的目光扫过其上铭文时，李善长还未来得及松口气，便听到那如九幽寒冰般的声音：
“免死，但‘谋逆不赦’四字，你可曾读懂？”
01 萧何之功：淮西集团的奠基人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生于元末乱世，早年以才识过人、精通法家学说而闻名乡里。
他的命运，在公元 1354 年那个战火纷飞的春天，与一位名叫朱重八的草莽英雄紧密相连。
那时的朱重八，不过是郭子兴麾下的一员偏将，势力尚微，前途未卜。
但他身上散发出的帝王气象，却被李善长敏锐地捕捉到了。
李善长主动投奔，这一步，不仅决定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为大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文治基础。
在濠州城简陋的营帐里，朱元璋问：“天下何时能定？”
李善长的回答，如同为这位未来的帝王画出了一张清晰的蓝图：“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成就大业，是因为他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如今元廷大乱，群雄并起，将军只要效法刘邦，何愁大事不成？”
这番话，正中朱元璋下怀。
朱元璋出身贫寒，缺乏系统的文化和政治教育。
他需要一个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建立制度的“萧何”。
李善长，便是那个最合适的角色。
此后十四年，李善长一直陪伴在朱元璋身边，几乎从未离开。
他掌管文书、调度粮草、制定军法、处理政务，使朱元璋的军事行动没有后顾之忧。
他不像徐达、常遇春那样冲锋陷阵，但他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针”。
朱元璋对他言听计从，称他为“吾之萧何”。
这种信任，在朱元璋登基称帝后达到了顶峰。
洪武元年，大明王朝建立，李善长被授予开国功臣第一位，封韩国公，食禄四千石，享受最高级别的礼遇。
这份荣耀，是独一无二的。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李善长虽然因年迈和身体原因辞去丞相职务，但他依然是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家族，通过联姻，与朱元璋家族紧密结合。
他的弟弟李存义娶了朱元璋的侄女，他的女儿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代王朱桂。
李善长的家族，成为了淮西功臣集团中最为显赫、也最具有政治资本的一支。
然而，正是这份无与伦比的功勋和地位，在朱元璋的眼中，渐渐从“资治之才”变成了“尾大不掉”的威胁。
朱元璋的权力欲极强，他绝不容许任何一股势力，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能够威胁到他朱家的江山永固。
功高震主，是所有开国功臣的宿命。
李善长拥有免死铁券，这本该是帝王给予功臣的最高保障。
但在这张铁券的背面，却始终隐藏着一道帝王心术刻下的致命符咒。
朱元璋在赐予铁券时，刻意留下了伏笔，也为日后的清算，预留了最合理的“法理”依据。
02 宰相的权力与帝王的猜忌
洪武初年，大明朝的政治体制沿袭元朝，设左右丞相。
宰相权力极大，几乎可以决定国家的日常运转。
李善长在位期间，展现了极强的行政能力和对权力的掌控欲。
他为人严谨，赏罚分明，但在处理政务时，也常常展现出偏袒淮西集团的倾向。
他构建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网络，许多重要职位都由他的同乡、故旧或亲信担任。
这在建国初期是高效的，但随着国家机器的稳定，这种“小团体”的色彩就显得格外刺眼。
朱元璋对此心知肚明。
他对李善长的态度，是复杂的：既感念其功劳，又忌惮其权势。
史书记载，朱元璋对李善长的赏赐，远超其他功臣，但同时，他对李善长的制衡和敲打，也从未停止。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胡惟庸的崛起。
胡惟庸，同样是淮西人，是李善长的同乡，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朱元璋让胡惟庸接替李善长担任丞相，最初的目的，或许是希望他能成为李善长权力的延伸，继续巩固淮西集团的统治。
然而，胡惟庸很快就展现出比李善长更强烈的独断专行和权力欲望。
胡惟庸的专权，给朱元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
朱元璋要废除宰相制度，彻底收拢皇权。
但要废相，必须先清除掉宰相制度的根基淮西功臣集团。
胡惟庸案，便是朱元璋对开国功臣集团进行大清洗的序幕。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杀，罪名是“谋反”。
随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职位，将行政、军政、监察三大权力全部收归皇帝。
这起案件的牵连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
数万人被牵连处死，朝堂为之一空。
李善长虽然此时已辞职多年，表面上与胡惟庸案无关，但他与胡惟庸的关系实在太过密切。
胡惟庸是他的旧属，更是他的亲家。
在胡惟庸被捕后，朱元璋曾多次试探李善长。
李善长深知危险，采取了“低调避祸”的策略。
他主动退居乡里，不参与朝政，甚至连亲戚之间的往来也大大减少。
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功臣元老”的形象，希望朱元璋能看在旧日情分和那块免死铁券的份上，放他一马。
然而，帝王清理门户，从来不会因为功劳而手软。
朱元璋要的，不是李善长的低调，而是李善长及其代表的淮西集团的彻底消失。
在朱元璋的政治棋局中，李善长就像一颗巨大的、碍眼的棋子，即使它现在不动，也必须被清除掉，才能让未来的皇太子顺利接班。
03 清理门户：蓝玉案的震慑效应
胡惟庸案的余波持续了十年之久，但朱元璋的清洗并未停止。
他深知，仅仅清除文臣，并不能保证皇权的安全。
在开国功臣中，还有一批掌握军权的武将集团，其中以凉国公蓝玉为首。
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战功赫赫，为人却倨傲不逊，不把文臣放在眼里，甚至对太子朱标也时有不敬。
蓝玉军功之盛，让朱元璋寝食难安。
洪武二十年，太子朱标去世，对朱元璋的打击巨大。
朱标是朱元璋心中理想的继承人，仁厚宽和，能够约束功臣。
但朱标的逝去，意味着皇位将传给年幼的皇太孙朱允炆。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以朱允炆的资历和威望，根本压不住蓝玉、李善长这些老狐狸。
为了给孙儿铺平道路，朱元璋决定采取更激进、更彻底的清洗行动。
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
蓝玉被控谋反，随后被剥皮实草。
此案牵连甚广，包括蓝玉麾下的众多将领和亲信，共计约两万人被处死。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蓝玉党”。
蓝玉案的爆发，标志着朱元璋对功臣集团的清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此时，李善长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他的处境却变得更加危险。
为什么？
因为蓝玉案的爆发，彻底打破了文臣和武将之间的平衡。
蓝玉的死，让淮西武将集团遭受重创，而李善长，作为淮西文臣集团的领袖和象征，自然成为下一个目标。
朱元璋的策略是：先剪羽翼，再拔核心。
李善长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不谋反，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一种潜在威胁。
而且，李善长身上还有一个致命的软肋：他与胡惟庸、蓝玉等逆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胡惟庸案爆发时，李善长凭借谨慎和铁券的庇护逃过一劫。
但蓝玉案的余波，却将他彻底卷入。
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御史和大理寺卿开始重新翻查旧案，寻找可以牵连李善长的线索。
他们不需要确凿的谋反证据，只需要一个“合理”的罪名，一个能够说服朝野、震慑人心的理由。
李善长已经七十多岁，身体衰弱，但他依然无法逃脱帝王的审判。
04 告发：被亲族推向深渊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之死，导火索是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私事”。
李善长家的仆人告发，说李善长与其弟李存义私通胡惟庸，图谋不轨。
但朱元璋并没有立刻采信。
他需要一个更具分量、更具戏剧性的证人。
这个证人，很快就出现了。
他叫丁斌，是李善长亲族中的一员。
丁斌向朱元璋告发，李善长在胡惟庸被杀后，曾私下与其弟李存义有过一次秘密谈话。
根据丁斌的描述，李存义的家奴与胡惟庸案的逆党有过勾连，李善长为了掩盖此事，曾想方设法将那个家奴藏匿起来。
更致命的是，丁斌还提供了关于李善长私藏兵器、与胡惟庸密谋的具体细节。
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在历史中已难考证。
但在朱元璋眼中，这已经足够了。
朱元璋立刻派人进行秘密查证，并从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口中，得到了“证实”。
李存义在狱中，或许是出于恐惧，或许是出于对家族的绝望，承认了兄长李善长确实知晓胡惟庸图谋不轨之事，但并未及时上报。
“知情不报”，在帝王眼中，已经等同于“同谋”。
李善长百口莫辩。
他自认行事小心谨慎，却没想到最终会被亲族所害，被卷入胡惟庸案的“余烬”之中。
此时，朱元璋已经不再需要顾忌李善长的功劳，他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结案陈词。
当丁斌的供词和李存义的证言摆在朱元璋面前时，朱元璋深吸一口气，他知道，对大明王朝的“萧何”进行最终审判的时刻到了。
李善长的功劳，在帝王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张催命符。
朱元璋下令，将李善长逮捕，并将其家族成员全部收押。
这七十多口人，有李善长的妻妾、子嗣、侄儿、儿媳，以及那些与李家有姻亲关系的无辜之人。
他们被关押在不同的诏狱之中，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李善长被押解至京师，他心中仍存一丝希望。
他相信，凭借自己无人能及的开国元勋地位，凭借朱元璋那句“吾之萧何”的赞誉，更凭借那块沉甸甸的免死铁券，他至少可以保住家族的核心血脉。
在被审问的过程中，李善长坚决否认自己有谋反之心。
他只是承认，自己可能在处理某些事情上不够谨慎，但绝无二心。
当审问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那些指向性的证据和亲族的指控时，李善长明白，辩解已经无用。
他深知朱元璋的脾气，此刻，只有拿出最后的底牌，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他请求狱卒，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信物，呈交给皇帝。
那信物，便是朱元璋亲赐的，刻有“免死”二字的铁券。
05 ：铁券金光与帝王冷笑
铁券，又称“丹书铁券”，是古代帝王赐予功臣以示功勋、免除死罪的凭证。
李善长得到的这块，是洪武三年所赐，上面刻有李善长的名字和功绩，以及“免死一次”的承诺。
当这块铁券被呈上御案时，殿内的气氛凝滞到了极点。
朱元璋坐在龙椅上，面色阴沉，眼神复杂。
他拿起铁券，摩挲着上面冰冷的金属纹路。
这东西，是他亲手交给李善长的，代表着他朱元璋对这位开国功臣最高的承诺。
如果他现在撕毁承诺，不仅会落下一个背信弃义的骂名，更会动摇他建立的法度根基。
但如果他兑现承诺，放过李善长，那么他费尽心思清洗淮西集团的努力，将功亏一篑。
李善长不死，淮西势力便不会彻底瓦解，太孙的皇位，就永远无法安稳。
朱元璋陷入了沉默，殿内的文武百官，无人敢出声。
他们都明白，李善长手中的铁券，考验的不是李善长的忠诚，而是朱元璋的决心。
沉默许久，朱元璋忽然露出了一个极度复杂的表情，既有冷酷的审判，也有深沉的遗憾。
他将铁券缓缓推回，语气平静得可怕：“李善长功盖天下，朕自然记得。”
狱卒将朱元璋的话传达给李善长。
李善长在黑暗的牢房中，听闻此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以为，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已经得到了转机。
然而，朱元璋的下一句话，却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直插李善长的内心深处。
“但朕也记得，朕在铁券上，亲笔加了四个字，你难道忘了？”
李善长一愣，他当然知道铁券上的字。
除了“免死”，还有一行小字，那是朱元璋在赐予所有功臣铁券时，统一加注的。
那四个字，如同鬼魅般浮现在李善长眼前。
“谋逆不赦。”
朱元璋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带着不容置疑的帝王威压：“朕赐你免死，是免除你因普通罪行而死的罪过。但朕早就说过，谋逆大罪，即使是朕的亲骨肉，也要斩立决！”
他猛地一拍御案，眼中燃烧着愤怒和决绝。
“李善长，你与胡惟庸、蓝玉勾结，意图颠覆江山社稷，此乃十恶不赦之罪！今日，朕要的不是你的命，而是我大明王朝的永世太平！”
朱元璋的裁决，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宣判。
他已经决定，要用李善长七十多口人的鲜血，来彻底终结功臣时代。
李善长在狱中听闻此言，如遭雷击。
他一直以为，免死铁券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特权。
他万万没有想到，朱元璋早已在权力游戏的最高层，为他设下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死局。
免死铁券，在“谋逆不赦”这四个字面前，化为一张废纸。
06 致命四字：权力哲学的终极体现
“谋逆不赦。”
这四个字，看似只是法律条款的补充，实际上却是朱元璋帝王心术和权力哲学的终极体现。
对于李善长而言，他被捕时，所依据的罪名是“知情不报”和“私藏逆犯”，这在法律上，尚有辩驳的余地。
但当朱元璋抛出“谋逆不赦”时，这场审判的性质，就从刑事案件，彻底转变为政治清算。
第一层含义：法理上的绝对化。
朱元璋深知，丹书铁券是稳定人心的重要工具。
如果他随意收回，会引起所有功臣的恐慌。
因此，他必须找到一个“超越”铁券的罪名。
谋逆罪，即“十恶”之首，历来被视为对皇权和国家体制最根本的威胁。
在儒家法统中，谋逆罪的惩罚是凌驾于一切特权之上的。
朱元璋将“谋逆不赦”加入铁券，并非多此一举，而是预先设立了一个“法理陷阱”。
他并非背弃承诺，而是遵守了铁券上“更高层次”的条款。
这让他在杀死李善长时，依然可以宣称自己是“依法治国”，维护了帝王的权威和法度的严肃性。
第二层含义：政治上的必要性。
李善长之死，无关他是否真的谋反，而在于他必须死。
朱元璋在位晚期，最核心的政治目标，是确保太孙朱允炆能够顺利接班。
淮西集团的势力盘根错节，李善长就是这棵大树的主干。
只要李善长不死，淮西功臣们就会心存幻想，认为他们有能力左右朝政，甚至在未来皇帝年幼时，架空皇权。
“谋逆”这个罪名，是清除所有潜在威胁的最有效工具。
它不仅能清除李善长本人，还能彻底摧毁其家族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声誉。
朱元璋通过李善长案，向天下人宣告：任何威胁皇权的行为，无论功劳多大，都将遭受最严酷的惩罚。
这是他为朱允炆留下的最宝贵的“政治遗产”一个干净、服从的朝廷。
第三层含义：对功臣宿命的总结。
李善长死于“谋逆不赦”，也是死于他对帝王心术的误判。
他认为，只要自己不主动谋反，朱元璋就不会动他。
他忽略了帝王对“潜在威胁”的定义。
在朱元璋的眼中，功高震主本身，就是一种“谋逆”。
李善长位极人臣，富可敌国，亲戚遍布朝野。
他掌握的资源和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一个臣子应有的界限。
这种“超限”的存在，就是对皇权的挑战。
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已经掌握了清洗的节奏和方法。
他需要一个完美的收官之作，而李善长，正是这个收官之作的祭品。
李善长在狱中，听着朱元璋的判词，终于明白：自己一生精通法术权谋，却终究没有算过帝王最后的那一步棋。
他被赐死的诏书很快下达。
07 家族覆灭：七十多口人的血色黄昏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诏书颁布，李善长被判“大逆不道”，处死。
更令人胆寒的是，朱元璋下令，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无论老幼妇孺，全部处斩。
这七十多口人中，包括了与李善长并无直接政治关联的亲戚。
他们只是因为与李善长共享血脉，便被卷入了这场血腥的清洗。
行刑的那一天，金陵城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氛围中。
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押往刑场。
他一生功成名就，却在晚年遭遇如此惨烈的结局。
他曾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如今却成了朱元璋巩固皇权的垫脚石。
在刑场上，李善长没有过多的辩解或哀求。
他知道，在朱元璋的政治逻辑中，一切挣扎都是徒劳。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命运的审判。
他的子孙们，面色苍白，他们中有尚在襁褓的婴儿，有豆蔻年华的少女，有饱读诗书的青年。
他们因为祖辈的荣耀而生，也因为祖辈的荣耀而死。
朱元璋的冷酷，在这场屠杀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要的不仅仅是李善长的性命，而是要斩断李氏家族对朝廷的一切影响力。
李善长之死，对朝野震动极大。
曾经与李善长交好的官员们，人人自危，深怕被牵连。
那些原本依附于淮西集团的官员，如鸟兽散，彻底倒向了皇帝。
通过李善长案，朱元璋彻底完成了对开国功臣集团的清算。
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再到李善长案，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曾经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几乎全部被清除。
李善长案的结案陈词中，朱元璋特意强调了李善长作为“首功之臣”，却背叛了君主的信任。
这不仅是为了定罪，更是为了教育后人：功臣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在皇帝面前展现出任何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势力。
这场清洗，是以牺牲一代精英为代价，换取了皇权的高度集中和稳定。
朱元璋的本意，是希望为太孙朱允炆留下一个“无外患”的朝廷。
他成功了，他将宰相制度彻底废除，将六部权力收归皇帝。
他将所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势力连根拔起。
但这种极端的做法，也为未来的王朝，埋下了隐患。
08 历史的铁证：《大诰》的记载与帝王的自我辩护
李善长被杀后不久，朱元璋将此案的始末，详细地记录在自己亲自编撰的法律文献《大诰》之中，并颁行天下。
《大诰》不仅仅是一部法律书籍，更是朱元璋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辩护词，是对功臣进行警示的教科书。
在《大诰》中，朱元璋极力渲染李善长“谋逆”的细节，将他描述为一个忘恩负义、勾结逆党的奸臣。
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他要用官方的口径，彻底盖棺定论，消除任何可能存在的质疑声。
他需要让天下人相信，李善长之死，是罪有应得，是法度严明的结果，而非帝王心胸狭隘、卸磨杀驴。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无法被简单的官方文件所掩盖。
后世学者在研究李善长案时，普遍认为其罪名存在诸多疑点，谋反的证据并不确凿。
例如，指控李善长的丁斌，是李善长家族的仇人；而李存义的证词，是在极度恐惧和压力下得出的。
更重要的是，一个已经年迈、辞官多年的老臣，在已经看到胡惟庸和蓝玉两大案的惨烈教训后，依然选择在京城附近，勾结逆党，私藏兵器，进行谋反，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李善长是何等精明之人，他深知朱元璋的手段。
如果他真的要谋反，他绝不会留下如此明显的把柄。
因此，李善长案的本质，是政治清算大于法律审判。
朱元璋所要清除的，并非一个“谋反者”，而是一个“功臣集团的领袖”。
通过《大诰》的宣传，朱元璋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动机，包装成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治行动。
他将李善长的死，定义为“天理难容”，从而为自己的铁血手腕，找到了完美的注脚。
但这并未能完全掩盖朱元璋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
在一次与侍臣的谈话中，朱元璋曾流露出对李善长的惋惜。
他承认李善长在开国之初的巨大贡献，称其“才智过人，辅朕成功”。
这种矛盾，恰恰体现了帝王在“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挣扎。
但最终，帝王的“公义”皇权高于一切，压倒了所有的私情和承诺。
09 功臣的宿命：权力与人性的深渊
李善长之死，是明初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它深刻揭示了古代中国君臣关系的本质。
在封建帝制下，功臣的宿命，往往是一场悲剧。
其一，帝王对权力的独占性。
朱元璋并非一个残暴嗜杀的皇帝，他杀人，往往是为了“立规矩”。
他深知，一旦功臣集团坐大，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轻则架空皇帝，重则改朝换代。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功臣专权引发的动乱比比皆是。
朱元璋的清洗，是从制度层面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他要保证在未来的任何时候，皇权都是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约的。
李善长和他的淮西集团，正是这个“旧制度”的代表。
他们的存在，阻碍了朱元璋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
其二，功臣的性格缺陷。
李善长的悲剧，也源于他自身的性格。
他不像徐达那样谦逊低调，也不像刘伯温那样飘逸出世。
李善长自恃功高，为人处事不够圆滑，常常表现出高傲和专横。
他热衷于构建自己的权力网络，将亲信安插到各个重要部门。
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在乱世中是生存之道，但在承平之世，却是帝王最忌讳的。
朱元璋曾多次警告李善长，暗示其要收敛。
但李善长并未完全领悟帝王的心思，他高估了铁券的价值，低估了帝王清除功臣的决心。
他以为“免死”是真正的免死，却忘了帝王随时可以重新定义“罪名”。
其三，人伦关系的扭曲。
李善长家族的覆灭，也折射出帝王权力对人伦关系的彻底扭曲。
他女儿嫁给了代王朱桂，是皇亲国戚；他的家族与皇室有着多重联姻。
但这些亲情，在政治审判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朱元璋为了皇权，可以牺牲一切亲情。
这种冷酷的逻辑，是帝王统治的必然。
当李善长拿出铁券时，他希望唤醒的是君臣之间的旧情和承诺。
但朱元璋看到的，却是铁券上“谋逆不赦”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冰冷法度。
这是权力对人性最残酷的考验，也是李善长无法逃脱的宿命。
10 历史的深邃：功成身退的智慧
李善长案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它不仅是关于一个人的悲剧，更是关于权力博弈的经典案例。
第一，警惕“无形之罪”。
李善长被杀，罪名是“谋逆”，但真正的罪名，是“功劳太大”。
在帝制时代，功臣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明白自己的位置。
功劳是荣耀，也是毒药。
当功劳积累到一定程度，对帝王而言，就已经构成了“无形之罪”。
李善长如果能在早期急流勇退，像徐达那样保持低调，或许能避免家族的惨剧。
但他对权力和地位的留恋，让他错过了最佳的退场时机。
第二，理解“政治定罪”。
李善长案告诉我们，在君主专制社会，政治定罪往往凌驾于法律证据之上。
当帝王决心要清除某人时，他总能找到一个“合理”的罪名。
李善长拥有的免死铁券，是法律的承诺；而“谋逆不赦”，则是政治的最终裁决。
帝王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度。
第三，法理的工具性。
朱元璋在铁券上加的“谋逆不赦”四个字，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工具。
他知道，未来他可能需要用这个工具来清理门户。
这体现了古代统治者对法律的运用法律可以用来维护秩序，也可以被用来清除异己。
李善长的悲剧，是明初大清洗的终曲，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从此，再无人敢挑战皇权的绝对权威。
朱元璋用李善长的鲜血，为大明王朝换来了数十年的稳定。
然而，这种建立在血腥基础上的稳定，也使得明朝的政治生态变得僵硬和恐怖。
李善长，这位大明王朝的“萧何”，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为他一手缔造的王朝，献上了最后的祭礼。
他手中的免死铁券，闪耀着功勋的光芒，却也映照出帝王权力下，功臣宿命的悲凉。
那四个字，“谋逆不赦”，如同一道永恒的谶语，铭刻在历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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